近期多国顶尖的政治经济学者都对疫情后世界格局做了研判，他们都不约而同的提到全球产业链将重新整合。他们的理由是：本次新冠疫情对世界金融与经济体系的根本性冲击在于使人们认识到全球供应链与分销网络极易遭到破坏。全球化使得企业能够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并及时地将产品投入市场，从而降低了仓储成本。库存若搁置超过几天，便会被认为是市场的失灵。（产品的）供应经过精心设计，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采购与运输。新冠病毒却向世人证明，病原体不仅会感染人类，而且能够破坏整个实时生产系统。鉴于全球二月以来在金融市场所经受的损失规模，企业可能会以对实时生产模式和全球分散生产的保守态度，走出这场疫情。其结果便是全球资本主义可能会进入一个戏剧性的新阶段：为了免于未来遭受破坏，供应链会更加靠近国内且充斥着剩余。 

然而我个人对这种观点持怀疑态度，尤其是对中国市场，正如黄奇帆近日所说：中国制造业规模现在已经占到中国 GDP 的 30%，在全球制造业中的占比也近 30%，中国虽然被称作世界的工厂，但在制造业的发展质量上受制于全球产业链的原有分工，一直不是很高。进入三月份以来，中国制造业复工复产的状况冷热不均，很多企业由于欧美订单的消失无法复产、甚至面临倒闭；但我们看到，也有一些企业订单不但没有下降，还有较大幅度的增长，比如在苏州、重庆等地的电子制造产业。究其根本，是因为在这些地方已经形成了产业链集群，电子制造相关的配套零部件，超过 80% 是在本地生产的。这种集群化的生产模式降低了从全球采购零部件所带来的风险，在疫情时期更突出显现了其竞争力。也就是说，那些在我国产业链集群比较完整的行业，才会在这次疫情中产生订单增长的情况，一些跨国公司也才会将其本来拟在欧洲、亚洲等其它国家生产的订单转移给中国的这类工厂。所以产业链集群化是这次疫情中全球产业链重构的重要特征，中国已经形成或即将形成的产业链集群是吸引全球高端制造产业链落户中国的基础。 

那么对于铜产业来说，会不会也会因此次疫情导致全球产业链发生重大改变呢？

首先全球铜矿分布： 

全球铜矿产资源储量约为70000 万吨（金属吨），主要分布在智利（30%）、秘鲁（10%）、澳大利亚（13%）、墨西哥（5%）、中国（4%）等国家。世界顶级铜矿（铜金属资源储量≥3000万吨）共11个，有6个分布在智利，其余的分布在印尼、蒙古、美国、俄罗斯和澳大利亚5个国家。 

其次全球铜冶炼厂分布： 

2019年全球电解铜产量约为2345万吨，主要分布在亚洲（55.9%）约1310万吨其中中国为894万吨（占亚洲的68.2%、全球的38.1%）、美洲（19.6%）约为460万吨其中美国115万吨（占美洲的25%、全球的4.9%），智利为221万吨（占美洲的48.2%、全球的9.5%）、欧洲（16.3%）约为383万吨，非洲和大洋洲合计8.2% 。 

最后全球铜消费地分布： 

2019年全球电解铜消费量约为2346万吨，主要分布在亚洲（70.2%）约1647万吨其中中国为1248万吨（占亚洲的75.8%、全球的53.2%）、美洲（12%）约为282万吨其中美国181万吨（占美洲的64.5%、全球的7.7%）、欧洲（17%）约为398万吨，非洲和大洋洲合计1% 。 

综上所述：全球铜产业链存在严重错配，矿主要分布在拉丁美洲（占45%），冶炼厂主要分布在亚洲（占比55.9%）、消费地则主要在亚洲（占比70.2%）。目前产业链的主要流向是矿端从拉丁美洲流向亚洲，在亚洲冶炼和消费。中国需要大量进口铜矿和电解铜；美国冶炼端基本能自产自销（矿133万吨、冶炼115万吨、消费181万吨），但消费有几十万缺口需要从美洲其他国家进口。 

由于全球铜矿资源在短期内不会再某个地方被大量发掘，矿产地和消费地距离颇远，且矿产地的电力系统比较不稳定，因此我们认为从矿端到冶炼端的产业流向，并不会因为疫情而出现改变。消费端或许会出现部分改变，产成品从设计到被生产出来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将更加靠近消费地，其中对中国有利的是类似汽车这类耐用品，至今仍有小部分配件不是在国内生产而必须进口的，未来在华建厂的可能性大大提高；对中国不利的是，像家电等产品在国内出口，一方面会受到反倾销影响，另一方面会受到交通中断出口受阻等影响，因此这部分产能在未来走出的概率十分大。

总体来看，我们认为受屁股决定脑袋影响，只要全球铜主要消费地仍在亚洲和中国，全球铜产业链的大体流向将不会改变，只会出现小修小补。